本篇节选自本人解读诗经邶风简兮之篇，略有改动以独立成篇。原篇本有万舞详尽解读，为精简之故不再附缀于本篇。 鲁颂閟宫“毛炰胾羹、籩豆大房。萬舞洋洋、孝孫有慶。俾爾熾而昌、俾爾壽而臧。保彼東方、魯邦是常”之辞，鲁人僭越欲王之心昭昭也。传闻鲁颂乃鲁太史克所作，如毛诗小序“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，而史克作是颂”，词句典雅，其舞萬大房之情乃僖宫之事。周语中“王公立飫，則有房烝”之房烝即大房，周王见诸侯之礼也。萬舞喻帝王更替，享大房亦自以为王之情。鲁人行舞萬大房非奇，祭统“昔者，周公旦有勛勞於天下。周公既沒，成王、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勛勞者，而欲尊魯；故賜之以重祭。外祭，則郊社是也；內祭，則大嘗禘是也。夫大嘗禘，升歌《清廟》，下而管《象》；朱干玉戚，以舞《大武》；八佾，以舞《大夏》；此天子之樂也”，大武大夏连舞即周之萬舞也，朱干玉戚和八佾互文，乃舞蹈器具和舞蹈行列之制，鲁人被特许以天子礼郊禘周公，所喻周公曾代政而王天下，但以天子礼享僖公，僖公其为王乎？“天锡公纯嘏，眉寿保鲁”亦两可之辞，鲁祚或上天赐，或自周天子，鲁人和周王各取所需之義以相安。鲁人自王，其事乃改自家之朝，换同脉之代，以明礼知天著称的周公嫡系不过如此乎？ 鲁颂皆僖公之诗，最似作于其子文公一代，故鲁人逐鹿欲王之心或始于僖公而明于鲁文公，谥号文为一证，文者，受天命而作鲁也，春秋经文公二年“八月，丁卯，大事于大廟，躋僖公”亦一证，躋者，进位而齐也，以僖公排位居中之意，自此，鲁人以僖公为新祖，接续周公之命，欲王天下而大房萬舞。周文公有两命无疑，其一平东土而王天下，其证金滕，周公以自为武王，平东土而成天下，此天子之命也，其二即三公鲁侯之命，其证周南鲁国，此三公诸侯之命也，无疑鲁人此时欲变其诸侯之身，继承周公曾王天下之大命，僖公三十三年“葬僖公緩，作主，非禮也”几乎为称王明辞，缓者，天子七月之葬仪也，杜注“經書‘四月葬僖公’。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，并閏七月乃葬，故傳云‘緩’ ”，春秋经“僖公三十三年：乙巳，公薨于小寢。文公元年：四月，丁巳，葬我君僖公”，从乙巳到丁巳或一百三十二天，或一百九十二天，即相隔四个半月或六个半月，分别对应五月和七月葬制，“葬僖公緩”表明其超越了“諸侯五月”，乃”天子七月而葬”之制，杜预七月而葬的结论是无疑的，但僖公十一月薨的结论不知如何得出，或如晋书“杜预列传：又參考衆家譜第，謂之釋例。又作盟會圖、春秋長歷，備成一家之學，比老乃成”，以自作“春秋長歷”而有以上结论。作主者，排位也，或虞袝之桑主，或小祥之吉主，但僖公三十三年更似取主之本義：主人中位，其言所喻僖公始王而居中，故为主也，僖公三十三年之辞本文公元年之事，传者移其上年尾，有讳恶之嫌，亦有“不时”之喻，鲁颂诸篇必为文公二年“八月，丁卯，大事于大廟，躋僖公”之事也，考诸下表，文公元年四月有僖公七月之丧而次年二月“作僖公主”，“作主”历时十七月，既不符合杂记下“士三月而葬，是月也卒哭；大夫三月而葬，五月而卒哭；諸侯五月而葬，七月而卒哭”之虞祭初作桑主，此时不仅远超杜佑天子九月卒哭之说，亦过后人所谓十三月小祥之祭，故文公二年“作僖公主”更似吉主之事，文公二年八月“躋僖公”历时二十三月，对应大祥禫祭，除服丧毕，符合三年之丧的说法，从僖公之葬或见先秦天王葬制一斑，其做主和禫祭除服的安排不同于流行葬制学说处，或因王制，太祖之葬，卜葬和鲁人意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亦或僖公不袝祭于周公庙而自立于僖宫之情，”躋僖公”者，后稷周公和诸鲁国烈祖祫配于僖宫而僖公神主居中也。 鲁颂本身亦称王之象，明堂位“季夏六月，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，牲用白牡；尊用犧象山罍；郁尊用黃目；灌用玉瓚大圭；薦用玉豆雕篹；爵用玉琖，仍雕，加以璧散璧角；俎用梡嶡；升歌《清廟》，下管《象》；朱干玉戚，冕而舞《大武》；皮弁素積，裼而舞《大夏》，《昧》，東夷之樂也；《任》，南蠻之樂也。納夷蠻之樂於大廟，言廣魯於天下也”可以看出，“夏之禘“即以天子礼祭周公之事，和祭统大致相同，所别者，增夷蠻之樂也，明堂位所记万舞当僖文之世所改，可称为鲁万舞。周人之萬舞，“冕而舞《大武》”以示其王位传承来自武王周公，舞大夏甚至大濩以示传承，而鲁万舞乃遍舞四方之樂以示周公之廷包融和谐四方也，大武周樂，西人之樂，大夏乃北人之樂，昧任二樂来自东南二方，可以说鲁人之萬乃总和四方之樂而成，融合之象，实已失萬舞荡辟作成而柔生天下之大義。僖公大庙虽存留至哀公世，然鲁人大多未必知僖公文公称王之事，文公二年“秋，八月，丁卯，「大事于大廟，躋僖公」，逆祀也。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，尊僖公，且明見曰：「吾見新鬼大，故鬼小。先大後小，順也。躋聖賢，明也。明順，禮也。」君子以為失禮。禮無不順。祀，國之大事也，而逆之，可謂禮乎，子雖齊聖，不先父食，久矣。故禹不先鯀，湯不先契，文、武不先不窋。宋祖帝乙，鄭祖厲王，猶上祖也。是以《魯頌》曰：「春秋匪解，享祀不忒，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。」君子曰禮，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問我諸姑，遂及伯姊。」君子曰禮，謂其姊親而先姑也。仲尼曰：「臧文仲，其不仁者三，不知者三。下展禽，廢六關，妾織蒲，三不仁也。作虛器，縱逆祀，祀爰居，三不知也。」”即僖公王立而鲁人议政之情，杜注“僖是閔兄，不得爲父子。嘗爲臣，位應在下，今居閔上，故曰逆祀”非是，僖公躋于僖宫，其閟宫新宫也，绝无入周公庙而跻之礼，其故有二，躋者，居中而进位也，此其一，君子驳夏父之言，枚举夏商周太祖和其先辈的等序，所论非平辈之事，皆为隔代，事关太祖，可以得出结论，鲁人以僖公居中而祫于僖宫，周公等虽为其先而配享在侧，如禹鲧，如汤契，如文武和不窋之比，王庙之主必开国太祖而非其先祖，鲁人阴行天王之礼于僖宫，以僖公为新主，故鲁臣纷争于庙堂之上，后世孔子亦难容其大逆非礼，然此情不出庙堂，不为鲁众所知，故鲁史于僖文之变特书奇书，以启后人惊异好奇，进而深究其真其实，此亦僖文之论所来之由也。左氏怕后人不知僖文二君欲王之事，先于僖公三十二年异常提前点醒“葬僖公緩，作主，非禮也”，进而有文公元年“於是閏三月，非禮也”，文公二年“丁丑，作僖公主。書不時也”，复而以宗伯之妄语提醒后人此事之诡异，夏父者，春官宗伯之大宗伯也，后世宗正宗人之长也，礼教等序之官成了毁礼之人，终以孔子几近妄言而贬损著名贤臣臧文仲之辞，总僖公三十二年到文公二年，鲁史就僖公丧礼一事三作非时之论，附以宗伯君子之辩，取孔子反语为总，春秋何事可堪如此刀笔乎？总之，跻者乃僖公周公之论，非僖公闵公之论也，其二，跻者，中位而上登也，乃僖公从前世诸侯只身上登而为天子之義，为新王，必于新宫也。 僖公三十三年到文公元年二年有关僖公之丧多有人事“不时”，僖公三十三年“隕霜不殺草，李梅實”为物候不时，天时历算“不时”也，此或暗示了文公改历建元之事，以僖公之终为周历之终，故改周历十一月为“鲁历”十二月，自僖公薨而始，鲁史皆记以“鲁历”，“於是閏三月，非禮也。先王之正時也，履端於始，舉正於中，歸餘於終。履端於始，序則不愆，舉正於中，民則不惑，歸餘於終，事則不悖”乃鲁史左氏之辈点明后人改历建元之辞，“先王之正時”所指文武周公也，周制也，若此时周王改时变制，于诸侯而言或从或反，但绝无议政之能之责，左传此言似以诸侯妄议历法王制，盖其所议者，鲁王之历也，鲁臣鲁史议鲁王鲁政也，并非妄议非礼之事。春秋经文公六年“閏月不告月，猶朝于廟”几乎为明辞，周王之王正月非鲁之正月，鲁人阳奉周历，阴行鲁时，故鲁君不告闰（月）。置闰以正中气，告闰者，告祖鬼岁闰也。周历之闰月皆在年末，两三年一闰，乃太史天官观天而厘定何年置闰，先秦时粗略可归纳为“三年一闰，五年再闰”的规律，后人告闰于祖鬼，故人鬼皆能正时而同猷新岁也，此乃闰月必告朔之故。文公十五年“六月，辛丑，朔，日有食之，鼓，用牲于社。非禮也，日有食之，天子不舉，伐鼓于社，諸侯用幣于社，伐鼓于朝，以昭事神，訓民事君，示有等威，古之道也”乃明辞，鲁君僭天子位用天子礼也。鲁历且为一说，僖公之丧历数之诡异，亦或后人删改所致，此种可能极低，盖春秋经乃告庙正史，鲁史不敢改，而后人不必改。 臧文仲为当时卿士重臣，必與“躋僖公”之事，故亦为孔子所贬，孔子所责者，“三不仁”其事似是而非，即使坐实其事亦不足论，其“三不知”者唯“縱逆祀”，余者亦不足论，“祀爰居”乃鲁语上之事，此事或关鲁人自王之启，以“有凤来仪”为其吉兆，故思王而祀吉兆，有说此事于僖公十七年，保守推断亦在僖公之世，此事即僖文之变最早之兆。无论爰居本质如何，臧文仲“有则改之”，贤人美事也，何堪孔子盖棺大罪乎？文公十八年“先大夫臧文仲，教行父事君之禮，行父奉以周旋，弗敢失隊”乃贤臣季文子推崇臧文仲之言，更有襄公二十四年”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，既沒，其言立”之言，以臧文仲为“三不朽”其“立言”之楷模，孔子家语“孔子問漆雕憑曰：「子事臧文仲、武仲，及孺子容，此三大夫孰賢？」”之问及其对答毋庸置疑肯定了鲁人，孔子自己和作答者不仅对臧文仲皆具正面肯定，更以其为贤中之贤，孔子举六事而贬贤臣，无一嘉言，这在仲尼诸多褒贬春秋之言中亦为独一，六罪其五罪不足论甚至是“欲加之罪”，此乃孔子以“三不仁”之小罪冲淡“三不知”大罪，复以“三不知”隐晦“縱逆祀”其独罪之笔，睿智贤良如孔子，其彻贬贤臣而作五妄论却为左氏深以为然，辑录于国传，无论孔子之辞，左氏之笔皆极尽诡异也，毋庸置疑二人于此事皆用春秋之笔。知者，祭祖盟誓，国之大事也，“縱逆祀”居三知之中而为主罪，参左传之篇，其必“躋僖公”之事，亦孔子之靶心，其罪远超大多礼崩乐坏之罪，其贰于王也，逆天之罪，余者二知不足论，可以看出孔子此言，唯一事而罪贤臣，以五妄言而蔽天罪，若非“逆天”之罪，岂不诡异之极乎？公冶常“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梲，何如其知也？”或可解读为臧文仲主（居）新旧祭祀之更替（蔡，两屮之祭也，僖文两世更迭之祭也），此即鲁人变周公之祭诸侯之身为僖公之祭而自立为王，戎祀之更也，故而以天子“山節藻梲”之制，孔子家语中孔子罪臧文仲和夏父弗以“燔柴於竈以祀焉”之事亦指鲁人自王而此二人主祭也，燔柴者，祭天也，鲁人有郊天之祭，天子特准，无可厚非，所祭者，鲁祖文公在天也，竈者，家之象也，若燔柴于竈，其以鲁家事天之象，鲁君自王也，臧文仲身为正卿，夏父弗为宗伯，必鲁君“逆祀”之左右，讳大君之故，唯罪君之左右也。无论鲁史，左氏亦或孔子对此事皆愤而不已，故大书特书却不得不极力隐晦其君其详，盖兹事体大，所喻者，鲁君也，天王也。 从另一角度，“逆祀”者，变鬼事也，相当于今日改正史，小变小改则改朝换代之兆，大则移风易俗之求也，其辞亦隐喻了鲁人称王之事。僖文之际天下异事频频，文公元年“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”亦为春秋十二鲁君之唯一，亦或关乎“鲁王”之事，结合僖公三十二年“冬，十有二月，己卯，晉侯重耳卒”之事，鲁国僖文之变或鲁人欲代晋文而王霸之事，兼得周王之命而欲复周公七年王于东土之史，即毛诗小传鲁颂閟宫“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”之谓也，閟宫乃新宫，鲁人王霸之宫，僖公为主，相对僖公生前所居诸侯之宫乃大宫大庙，故僖公三十三年”反，薨于小寢，即安也“之小寝即僖公正寝，旧宫也，若非正寝何以安乎？相比于閟宫王制，以小指其诸侯之制，对应文公十三年“秋，七月，大室之屋壞。書不共也”，当喻閟宫不祭，王霸之命难成也，鲁君”不共“者何？不共周王于一天之下也，自文公二年僖公吉主初立，逾十载之纪，鲁人一事无成，威仪不树，大室坏乃其王天下之命难成之象也，故有此年文公赴晋之盟，其鲁人自认不成命而复从晋也。鲁人王霸，其情自春秋经文公元年“秋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”，文公二年“夏，六月，公孫敖會宋公、陳侯、鄭伯、晉士縠、盟于垂隴”可见一斑，鲁卿会晋侯以及晋鲁以卿士会盟大国之君，皆在鲁文公受命之后，谙熟周礼等位的鲁人绝非无故而为之也，文公二年“晉人以公不朝來討。公如晉，夏，四月，己巳，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”，春秋经文公三年“冬，公如晉。十有二月，己巳，公及晉侯盟”则反映了经过现实的博弈，到文公三年，鲁国自任高过或平等于晋国皆非现实，故鲁君不得不赴晋而尊之，文公七年“秋，八月，齊侯、宋公、衛侯、鄭伯、許男、曹伯會晉趙盾，盟于扈，晉侯立故也。公後至，故不書所會”则暗喻了鲁公低于晋君高于晋卿和诸侯的地位已失，被晋人彻底视为普通诸侯之一，鲁君以为有辱其命故不参会，此后虽有数次鲁卿晋卿之盟，皆于晋人主场，晋尊鲁卑之情不改，再无鲁晋二君对等之会，直至春秋经文公十三年“十有二月，己丑，公及晉侯盟”乃赴晋国之盟，依旧晋强鲁卑，至文公十五年”秋，齊人侵我西鄙，故季文子告于晉”，其事明确了鲁人以晋为主，不复“王”东土之心，复观春秋经文公九年“九年，春，毛伯來求金”之辞，乃周王以鲁君为卿士王臣而非外侯之情也，对应了文公元年之命，即周王欲以鲁人代郑，为周王卿士也，三公王臣归天王赙赗，当不出周礼。以下是对僖公缓葬和闰三月的一种推测，仅为一说。 年份 周历 (建子) 鲁历 (建亥后建子) 备注 第一年 鲁僖公三十三年 鲁僖公三十三年 除闰三月，周鲁两历皆采用“三年一闰，五年再闰”之法 十一月 十二月 乙巳，僖公薨。以为鲁岁末，故改建亥 十二月 闰十二月 鲁历闰月 闰十二月 正月 周历闰月，鲁历建亥 第二年 鲁文公元年 鲁历：闰三月周历：平年 一月 二月Read More…

邶风旄丘有“狐裘蒙茸，匪车不东”，左传僖公五年有“狐裘尨茸，一國三公”，史记有“狐裘蒙茸，一國三公”，故传统以为蒙戎古音通尨茸而作通假。本文提出了尨茸的另一种解读。 邶风旄丘第三章“狐裘蒙戎、匪車不東。叔兮伯兮、靡所與同”乃诗者对旄丘一族之答辞，明示援军不发之故：戎事王道为勋贵狐裘所蒙蔽，非战车（损毁）不能东去旄丘。兄弟公卿们啊，无一與我作同（盟），所同者何？作军救“旄丘之葛”也。 狐裘乃君子之服，以象君子，秦风终南“君子至止、錦衣狐裘”，郐风羔裘“羔裘逍遙、狐裘以朝”，小雅都人士“彼都人士、狐裘黃黃”，皆以狐裘对应君子，乃君子朝服也，故有书狐裘而喻王臣之道之義，本篇指殷地勋贵。戎者，王道国事也，非指兵车，戎字在先秦几乎就是王师异辞，盖王道以征伐和救灾为要，而征伐最显王道威仪，戎字详解另见本人它文，此处不在赘言。若戎字指兵车，何故蒙之狐裘？兵车蒙裘何象何義？在先秦典籍上都找不出第二例，蒙狐裘难道就不能出车么？因此以戎为车是不通的，故“狐裘蒙戎”乃王道为公卿勋贵所蒙蔽昏暗之義，王道不得伸张，葛难不救也。 “蒙戎”似亦作“尨茸”，僖公五年有“退而賦曰，狐裘尨茸，一國三公”和晋世家“退而歌曰：「狐裘蒙茸，一國三公”乃一事，指晋献公封建申生重耳等诸公子，兼以储君申生为帅，晋臣士蒍以为此事乃以申生为臣，公子一代无君而将政出多门，故借旄丘“狐裘蒙戎”之辞而造同音近音之“狐裘尨茸”以比国政，众君共持一国一政，此虽非旄丘“狐裘蒙戎”之義，但皆国祚不良之喻也。申生本本狐裘诸侯之命，晋献公赋其尨茸而命其臣，国无储君，故有“三公”政出多门也，后言“一国三公”乃语義重复以申明其義并强化情绪，一国三主之義也。 尨本義指长毛狗，在此乃狐裘车服之类比，王臣狐裘，晋臣等位当衣尨茸狗毛也。闵公二年有关乎尨服之趣言“衣，身之章也，佩，衷之旗也，故敬其事則命以始，服其身則衣之純，用其衷則佩之度，今命以時卒，閟其事也，衣之尨服，遠其躬也，佩以金玦，棄其衷也，服以遠之，時以閟之，尨涼冬殺，金寒玦離，胡可恃也，雖欲勉之，狄可盡乎，梁餘子養曰，帥師者，受命於廟，受脤於社，有常服矣，不獲而尨，命可知也，死而不孝，不如逃之，罕夷曰，尨奇無常，金玦不復，雖復何為，君有心矣，先丹木曰，是服也，狂夫阻之，曰，盡敵而反，敵可盡乎，雖盡敵，猶有內讒，不如違之”，观此言可知此文中尨必衣服之类，“尨涼冬殺”乃言严寒之下，狗毛大衣不如狐裘暖和，凉也，故杀，此劝慰申生之言实为婉曲之言，盖以授师赐尨二事合观，暗示了晋献公以储君为臣，乃废嫡之兆，亦狐突后言“嬖子配適，大都耦國”之象，献公申生本一国一体之二象，皆一国之唯一，献公此命则令国有二君或“三公”多君，乃废申生太子之兆也，故先有里克諫君，以明乱政，后有狐突歎言，以诫申生之不虞，且尨非帅师者常服，皆不虞凶象也，狐突讳献公故单言申生之凶也，不似里克直谏储君国难，后言“帥師者，受命於廟，受脤於社，有常服矣，不獲而尨，命可知也”以常服和尨互文，可知左传诸篇和晋世家中尨字皆喻衣服等位，非如本篇“蒙戎”其蒙蔽某物之義，故“狐裘尨茸，一國三公”乃谐音“狐裘蒙戎”而新创之语，兼喻尨茸赐服之事而成言：狐裘者，王臣晋献公也，尨茸者，申生重耳之辈也，申生本当服狐裘，被赐尨服而改命，国无储君其潜台词即诸公子皆可为储君，这也是晋献公后诸子接连立位而不传位孙辈之重要因素，诸子皆储君如“三公”，国有数君，政出多门之情也。 总之，“蒙戎”者，戎事蒙蔽也，尨茸者，长毛狗之绒也，“狐裘尨茸”指两类衣服而喻王臣和诸侯之臣。